通过这些回答，我们感受到几位德国电影人的初心和坚守

第四届德国电影节

第四届德国电影节于11月11日在Audi City Beijing开幕，并在北京（11/11-19）、成都（11/15-22）、深圳（11/17-24）三座城市展映共12部影片，为期半个月。德国电影节由德国电影协会和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联合举办，自2013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旨在提供德国当代影坛佳作，加深中德文化交流。

福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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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德国电影节完美落下帷幕。今天我们摘录了一些德国导演在电影节期间接受访问时的精彩言论，通过这些回答，我们能感受到几位德国电影人对于自己作品的初心，和对电影行业的坚守。

对话法斯宾德基金会主席尤利阿纳·罗伦茨

Juliane Lorenz 

Head of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Fondation

来源：电影世界

采访者：穿山

电影世界 “纪录片是真实的渐近线”，会接近现实却无法达到现实。在您看来《法斯宾德》这部纪录片最难接近真实的地方在何处？

Juliane Lorenz 我认识他（法斯宾德）时我才19岁，第一印象他是个奇怪的人。我并没有看过他很多作品，然而彼时他已经拍过26部作品了。在他去世之后我有8年时间在深深的悲伤之中，甚至不能提他的名字。

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其实他并非控制欲极强的人，即使在早期的工作中，周围的同事有这样的描述。那时刚开始起步，要干的工作非常多。只要是导演都有指导欲，我之后也与很多其他导演合作，他们也有这样的行为。大家更多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失去大家对他的喜爱。

我认识他时他生命中狂飙突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67年时他尝试拍短片却失败了，尝试考柏林电影学院也失败了。那时他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想法。之后他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那些人都追随他。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是一个颇为成功的电影导演。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电影方式，依靠西德对于青年导演的扶持，成功探索了属于自己的电影模式。

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已经很棒，1976年之前我还未曾认识的法斯宾德的真实样貌我很难去与纪录片中口述者眼里的他作对比，但就后来的他来说，纪录片表现的人物关系非常直接真实，而且拍摄手法也很符合法斯宾德的个性。

电影世界 纪录片中与法斯宾德合作过的演员都表示他执导表演的方式很特殊，我们看他的影片也会有强烈疏离感。在您看来，他是有意地摒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表演方式，而转向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方式吗？

Juliane Lorenz 法斯宾德在执导表演方面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贴近谁远离谁，他只是选择最适合表现他的情感诉求的方式，戏剧化地表现社会联系。他的电影会比较注重语言台词的使用，这点可能是继承了他的翻译家母亲的天分。另外布莱希特也不是间离派的开创者，德国更早的还有歌德和席勒，只不过是后人归纳总结才让间离派从布莱希特这发源。所以说后人的总结不一定准哦，尤其是在表演这种非常主观感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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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尊严殖民地》导演、荣誉主席佛罗瑞·加仑伯格

Florian Gallenberger 

Director of COLONIA, honorary patron 

来源：百老汇电影中心

采访者：杨洋

杨洋 具体这个“尊严殖民地”是怎么形成的，那个德国残余势力是怎么发展起来，怎么在智利这个地方形成一个集中营？您可以在这个背景上给我们更多的介绍吗？

Florian Gallenberger  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确实我可以对这个背景稍微多说一点。“尊严殖民地”这个邪教组织是这样，1971年的时候纳粹势力的余党，也就是电影里面的PaulShaffer这个人物，他从德国逃到了智利。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他被起诉虐待儿童，为了避免被抓到，所以他就逃往了智利。Paul Shaffer这个邪教组织在德国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社区了，当时他逃到智利的时候就有180个人跟着他。

我举个例子讲一下他是怎么邪恶和奇怪的。他一直都很喜欢有男童的合唱团，他觉得男生的合唱对他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他的合唱团里，一直有小男孩来唱歌，但这些小朋友不一定是他邪教组织的一部分。因为这些男孩并不是他这个邪教组织的，所以他想让这些孩子跟他走的时候，他骗他们说有一个演唱会需要他们去，小孩子们就很高兴，得到父母许可，带上护照，就这样在没有父母的陪同下把这些孩子绑架到智利去了。所以有的小朋友一旦离开了德国就等于消失了。

在智利，他们买了一大块土地，有三万平方千米的面积，建了一个小城市，类似军营的样子，里面的人不能出来，外面的人也不让进去。在这里，他的世界，他的国度，他作为一个邪教领袖统领了这里有40年。在这40年里，他完善了这个集中营的管理体系，关于怎样去给他们洗脑，怎么去误导他们。同时，他还非常残酷的虐待他们。直到如今，这个尊严殖民地的势力依然存在，曾经的受害者依然受到严重的损伤还没有走出阴影。

住在“尊严殖民地”里的人，就等于和外界完全隔离了。他们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报纸，甚至没有表和日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知道他们生活在哪一天，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被完全隔开的。就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他把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分开管理，所以孩子根本不知道他的父母兄弟是谁。

他用这种分裂家庭的方式使每个人变成独立的个体，使他们更加孤立，那样他就可以更深的控制他们，到后面的时候，随着里面体系的完善，他就更容易能够控制每一个人了。

杨洋 德国大使馆的人和这个邪教组织合伙串通起来想把我们的主人公再送回到他们的手上，这个当时是真实发生过的吗？

Florian Gallenberger 是的，非常遗憾，非常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德国驻智利的大使馆对于这个“尊严殖民地”的发展整整支持了25年。

因为住在“尊严殖民地”里面的人就像住在地狱里一样，所以大家都想逃走，但是逃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试图逃走却被枪射死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试过逃走，但真正冲破防守的人寥寥可数。

即使逃出来了，他们也没有护照，“尊严殖民地”把他们的护照给拿走了，所以他们能干的事就是第一时间去大使馆办理新的护照，但是德国大使馆会跟“尊严殖民地”联系说：你们那儿的人跑出来了，赶紧把他们领回去。就会把逃到他们这儿来的人给再送回去。而这些人一旦被送回去，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折磨，有的会电击，有的会让他们到农场去劳改。这种折磨可能会持续好多年。

1972年的时候，当“尊严殖民地”的情况在德国报纸上被刊登出来之后，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丑闻，当时的外交部长就要求驻智利的德国大使馆大使去“尊严殖民地”做实际的现场勘察。这个大使去了3天，出来之后开了一个新闻招待会，他说，他根本没有看到报道中所指出的事情，没有看到任何的罪行，反而觉得如果多一些像Paul Shaffer这样的人，这个社区、这个社会会更好。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被讲出来。在过去的40年里，德国的外交部是回避这件事的。但当这个事情被公布之后，媒体一直在坚持不懈的讨论着这个事情。

很成功的是，在今年4月份，德国的外交部长对这个电影召开了一个专门的播映会，会议参与人员就是这些外交部工作人员。在会后，他讲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讲话，说，这个电影其实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的责任，不断的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并且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在未来的行动。同时，他们还开放了关于这个事情的所有档案，一些非常秘密的档案也被解禁了，从他们内部也已经做了一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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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恋上哲学家》导演珂度拉·卡布里茨-珀斯特

Cordula Kablitz Post

Director of IN LOVE WITH LOU

来源：深焦

采访者：徐佳含

深焦 您也以编剧身份参 41 37100 41 15287 0 0 1812 0 0:00:20 0:00:08 0:00:12 2891了剧本写作，而电影《恋上哲学家》又好像是莎乐美的一部自传。在剧本创作阶段，您是如何决定采用哪些素材、略去哪些素材的呢？

Cordula Kablitz Post 很明显，我们不可能把莎乐美的一生都写在这部电影里，所以我的脑子像过滤器一样工作。而在我看来，莎乐美的一生中最首要的词就是“自由”，以及她思想的自由性。所以我们选择了各种可以体现她这个因素的材料来加入电影，像是她的爱情，婚姻故事等等，都紧紧与自由相连。

我以前一直在创作纪录片式的电影，所以我在尽全力保持她原来的样子，而不是我臆想中的她，我想创作出她本来的样子。我上网搜索了许多资料，采访了一些人，看了她的自传。

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她的自传中，她并未提及自己的感受，她只在陈述事实。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来想象出她的喜怒哀乐。我们只能猜测在事实的背后，她当时会说什么，会做什么，会如何回应？ 我们只知道她曾经怀孕，也知道她知道自己不能生下那个孩子。这是我们知道的事实。可是她当时在想什么呢？这只能由我们来猜测、虚构的，像一场心理游戏：你觉得你爱一个人、想一个人到极致时，你便可以和她的情感共通，她的情感你全都知道。

深焦 《恋上哲学家》在上海电影节举行了全球首映，很多观众也在那时领略了影片的魅力，他们对您的评价很高。他们特别反映了您电影中的摄影好得惊人，请问您是如何选取摄影师的呢？

Cordula Kablitz Post  我选的摄影师Matthias Schellenberg，因为他以前有制作纪录片的经历，而且我也很喜欢他对于光的控制，这与我对电影的要求很符合，我们都想让电影看起来很真实。当然，在制作年代电影时，许多人会选择将电影做成黑白的，可我们没有那么做。

我们认为鲜明的色彩刚好可以表现她那欢乐的生活，那种喜悦感。为什么要去掉它们呢？所以观众可能会很喜欢这一点。哦，不过在德国1930年那段很黑暗的时间里，莎乐美的生活不是很如意，身体也不好，所以在那一段我们暗化处理了电影。

摄影师Matthias Schellenberg真的很专业。我们经常会在片场让演员先自由地进行尝试，而不是告诉他们“你去那边，他俩在这边”，我们只想让他们来表现很自然的，没有条条框框的感觉。当然，有了Matthias对摄像机出色的掌控力，这一切才得以成真。

深焦 我知道您将这部电影的世界首映放在了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我特别惊讶，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先选择在本国或欧洲上映呢？

Cordula Kablitz Post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第一次指导这类电影，所以不是所有欧洲电影节都会给我发邀请函。但是中国会很喜欢历史题材、传记题材这一类的电影，所以上海电影节对于我而言是个好选择。像柏林电影节就会说“我们对你的想法不感兴趣，它有点太老了”一类的话，可它不是老旧版本的啊。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历史片，它其中其实拥有很强的现代性。因为莎乐美是超前于百年的存在，所以说即使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她也应该很合适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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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四个国王》导演特丽萨·冯·埃尔兹

Theresa von Eltz 

Director of 4 KINGS

来源：看电影看到死

采访者：看死君

看死君 《四个国王》是您的电影处女作，给我的感觉很像德国版的《少年收容所》，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呢？

Theresa von Eltz 作家他写完了第一版剧本之后就来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执掌这部电影，当时人物的雏形和大致情节已经有了。后来我们合作了四年时间来拍这部电影，慢慢地把电影细节处理得更完善一些，人物的塑造更深入一些，共同商讨决定他们的心路历程最终的走向。

看死君 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导演您对德国社会上的“问题少年”有没有特别的关注过？

Theresa von Eltz 我自己曾经经历过非常艰难的青春岁月，也做过义工，陪同生病、残疾的孩子去旅行，每次都要耗费几个星期。这些生活经历呢，为我拍摄这部电影无形当中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我一直对社会边缘人非常感兴趣，我关注的不像一般人关注的那类一生都过得特别顺利的人，我喜欢去关注那些经历过很多痛苦，或者说犯过很多的错的人。之前的工作和这部电影的拍摄都让我对这一类人群产生了很深的关爱——身体或精神有病的在人生中犯过错的人。

电影当中，最吸引大家的点一方面是精神治疗中心的青少年，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节日——圣诞节。电影的主题并不是想去探寻精神疾病，而是如何能培养剧中的青少年他们的自信，对自我的认知和自我意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看死君 在拍摄电影期间，您是怎么去调动演员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部片子里面很多演员都是职业演员，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少年，有没有拍摄之前对他们提出观察模仿的要求？

Theresa von Eltz 我没有要求演员一定要去心理治疗中心去实地体会。我们有一种专门训练演员的方式，像是家庭剧的一个方案，有专门的训练师在旁边，他会给你一个家庭角色，告诉你你的父母会是什么样的，然后有人扮演他的父母，让他自己在里面去寻找人物角色，去寻找人物的内心感受，即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他会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然后他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发展。这是比较安全的让演员去接近角色的方式，是前期准备。在拍摄过程中，很多表演都是现场和演员商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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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流星街》导演艾琳·菲舍尔

Aline Fischer 

Director  of METEORSTREET

来源：深焦

采访者：Xiii

深焦 首先想请问您为什么会对移民题材感兴趣？在拍摄这部电影前，您有接触过其他移民吗？尤其是那些被迫离开自己祖国的移民或难民？

Aline Fischer 对我来说，对移民题材的兴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一直对国界、边界感兴趣，当我拍摄我电影中的人时，我可以感同身受。也许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在陌生的国度生活。最初我并没这么强烈的感觉，但当我在（德国）生活了七八年后，我发现自己丧失了原本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我失去了本国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国度我也难以融入。

我在法国、在柏林都接触过不少难民，但是他们大多数并不是通过新的人道主义移民政策过来的，他们主要来自北非，是六十年代以劳工的身份进入欧洲的。在德国的时候，我认识的很多都是政治移民。在柏林的一些区，人们的对移民的态度更宽容一点。

 2012年的时候，难民在德国很多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他们想要通过游行来反映自己困窘的生活现状。当这些难民来到柏林的时候，他们在市中心支了帐篷住在里面。我当时就住在那附近。这个事件深深影响了我，因为我常常能在附近的咖啡厅或酒馆见到他们，与他们交流带给我很多启示。

深焦 在一个女性导演的电影中，几乎没有出现一个主要的女性角色是非常不常见（除了电影中的脱衣舞女和泳池女郎）。那么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你是如何平衡女性视角和男性角色的差异？

Aline Fischer 我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去审视男性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去观察两种不同的性别生活的不同方式。事实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到最后都有相同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去定义一个女性也是一件困难的事，甚至也许比男性更复杂。以男性视角切入我作品的第一阶段，也许下一步作品我会做更多的准备，去尝试拍摄女性题材。我很喜欢观察人们在群体中的生活，尤其是同一种性别在群体中的生活和相处方式。比如，在女性群体中，总有一些处于领袖地位的，也会有一些不那么活跃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值得挖掘。

对话《春去秋来》导演丹尼尔·凯森特

Daniel Carsenty 

Director of AFTER SPRING COMES FALL

来源：深焦

采访者：Xiii

深焦 您的电影描述了移民在德国生活的复杂现状，目前对他们来说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

Daniel Carsenty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鸿沟，语言障碍也是问题，但语言背后还是文化。对我来说，我对政治更感兴趣。我是想通过这一题材，将艺术与反映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我认为，移民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

深焦 听说您曾经当过电视台记者，记者的职业经验是如何影响你电影的拍摄的？

Daniel Carsenty 记者的经验告诉我，在电影拍摄前期，要认真彻底地做调查。对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十分重要，我拍摄的这个故事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是来自真实的故事。有时候，这些事件混杂在一起，是由真实事件中不同的人重新排列成新的人物，因为很少有人直接就具有电影主人公的完整经历。

深焦 电影中还有一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当Minna假扮成记者问她正在监视的人Mansour是否介意她对两人的谈话录音，Mansour说这很有东德作风。这整部电影，包括色调，场面调度，的的确确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您是想要表达如今的现实状况和过去也有相似之处吗？

Daniel Carsenty 是的，这基本上就是我的拍摄意图。因为，如果我拍摄一部电影仅仅是关于当前社会的，但是一年后，如果情况有所改变，我改如何处理？所以，我认为聪明的做法是做关于过去的电影，寻求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即使是后来情况改变，传递出来错误信息也会少很多。对我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想传达的，就像你说那样，是一种普适的现象，并不止是指四年前发生的事情，或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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